官方重视它，也自有官方的道理，因为对作息时间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时间一致，才会觉得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而另一个宋代人陈友仁在解释为何要有「司寤氏」的时候，也引刘氏说「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测其奸非也，夜而游者，妨众息也，皆禁之焉」【66】。履舄交错，宁无桑濮之声」【27】。
51 《水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46回，663。2 近来已有论文讨论到这一问题，如邱仲麟，〈点名与签到：明代京官上班、公座文化的探索〉，《新史学》9 卷2 期（1998，台北），1~43。对於政府来说，这确实是最感焦虑和紧张的一件事，因为这不仅仅是扰乱社会生活秩序，而且要威胁到政权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主流文化的指导权力，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要严肃地面对这一事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记载，朝廷曾经下令，「禁益梓利夔路民，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徒中能自纠摘及他人告者，皆赏钱三万」【39】，而地方官有时还要临时颁布地方性的严厉规定，如宋张守〈措置魔贼札子〉就向朝廷报告，「近年乡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斋。三、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 应该说，个别民众违反规定的时间分配和生活异常，还不算是官方的肘腋之患，最多它只是违背了儒学或理学家想像中的理想秩序，使得社会总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但在元代前期，曾经因为新占领地区的缘故，一度严厉禁止节日观灯，特别是对於最后占领的江南，但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闰六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向礼部建议开放灯禁，报告中说，「江南初定之时，为恐人心未定，因此防禁（观灯）」，但是最近因为「集耆老儒人等讲究得，今江南归附已后，一十八年，人心宁一」，所以「灯火之禁，似宜宽弛」【57】。
在宋代，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职，还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发生了盗案而不察觉，那更要被「笞五十」。那么，这种曾经被儒家认同，并且被普遍视为天经地义的时间安排背后，究竟有什麽思想史意味呢？下面是一个尝试性的分析。[11]就像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不满从根本上在于不满其内圣之学的不足，认为内圣之学的不足又使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面。
[⑨]（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16页。[15]无疑以上陈述意在鼓励最高统治者打消顾虑，坚定改革决心。[28] 大中之道就是要将理念在政治实践中推行开来，面对现实困境对于坚守道统理想的儒家士大夫要做好随时来自政统的压迫。程颢后来亦不无反思地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之争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也。
另一方面，孔子突出地表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要求。[3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32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64页。现实状况的恶化最终导致了北宋第一次革新政令——庆历新政的出现。[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事实上，随着神宗皇帝的即位，改革的重点矛头也放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上的困难——冗兵、冗官、冗费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
才就是要具备进行变法的才干。[2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56页。[16]这就是说，要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必须具备时、位、才三个基本条件，时就是遭逢变法革新的时机，时机不能早，也不能晚。[22]指责王安石新法在用人上也存在重大失误：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
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策略虽有立竿见影的执行便利，但也为投机钻营之徒留下了空子，导致新法的初衷也在执行过程中变质走样。[20]（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76页。
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孔子在评价齐鲁两国政治时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34]可见，他们认为改革的失败，旧党在此其中也有一定的过失，也要承担历史的责任。[18]二程认为，君心仁还是不仁决定着天下安危治乱，格除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能使百官弃邪归正，朝廷施政也会符合正道。[21]不但如此，针对王安石新法在贯彻过程中出现的用人不当，程颢在给宋神宗上疏中，忧心忡忡地说：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庭之福。与此相对，在二程等旧党看来，改革尤其需要注重心性修养，致力于内在超越的道义型人才来担当。摘要：以往学界对北宋社会改革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但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北宋儒家对社会改革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与实践。小人凭借野心与权谋把持了改革的权力，致使旧党诸公退散，主持变法的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在变法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12]正是看到了王安石新学的巨大影响和危害，所以二程认定这种危害超过了佛老之学，他们认为，今日的大患是介甫之学，所以要想在现实条件下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生态环境，必须先整介甫之学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程颐严厉抨击当权者苟安偷惰的政治心态，指出只有重建政纲，推行改革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
[22]（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58页。程颐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
[17]（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65页。[14]（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
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小人凭借野心与权谋把持了改革的权力，致使旧党诸公退散，主持变法的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在变法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对此，二程有感而发：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如何进行改革呢？二程认为，改革应以义为先，义是改革的总原则和总归旨。
[⑩]（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7页。二程说，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由此，肇始于孔子的先秦儒家，就对现实政治持一种整体批判的态度，而批判的根据，就是他们心中的三代，三代之治即是王道之治。
传统儒家不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实现，也不热衷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冯友兰先生曾说：（北宋士大夫）在挽救危机面前，他们的基调是相同的。
真正的权内涵着经的道义品格：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神宗问边患之事，富弼告知：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宋代是中国传统思想哲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儒家进行政治实践的重要时期，随着哲学水平的提高，宋代对于理想政治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23]程颢认为，在用人上的正确取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而王安石以理财最为急务，强推新法，两党之间已不是政见不同，而是上升到道不同，以至于王安石不得不君子小人并用，最后专用小人。
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治即是规范性的社会状态，又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国。程颢后来亦不无反思地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之争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也。
[④]改革虽是大势所趋，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出现过分的动荡而增加新的差池。在实践方面，二程主张改革应以义为先，在理财、用人、对外用兵、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主张。
[13]（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11]就像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不满从根本上在于不满其内圣之学的不足，认为内圣之学的不足又使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面。
